结缘版画
从1959年入版画系就读本科算起，至今都快半个世纪了，中间虽有十多年在云南度过，但78年恢复招研究生，又回到学校，一切还是那么熟悉，似乎气脉并没中断过，版画系和版画，几乎贯穿我的艺术历程。
进入中学后，立志考美院，在素描基础方面狠下功夫。1956年秋，张怀江先生路过温州，见过我的习作，鼓励我考版画。较我年长的画友赵瑞椿、王维新等都选了版画专业，看过他们的铜、石、木版作品，觉得很新鲜，当年我还试着刻过一幅自画像，因无油墨，就用水墨来印。较之其他画种，好像版画更适合我。1959年初夏，当同时拿到中央美院和浙江美院的两份准考证时，因考试时间冲突，于是放弃了北京，一心考浙江美院版画系，考试结果，如愿以偿。我们这届版画系共进来16人，后因种种原因，到毕业时增加了2人，也只有9人毕业。我与甘正伦、王维新等住一个宿舍，在这铺位上，我一住满五年。
开学时，赵延年先生对大家说：“你们是幸福的，经过‘跃进’和教改，现制定了一套比较科学、合理和切实的教学大纲。”他的讲话，我至今记忆犹新。我们在校的几年中，中间不乏有各种“运动”，但总的说，这一段尚能平稳地按大纲去完成学业，从由创作带基训，转入以基础教学为主，重视基本功训炼，强调“四写”，即写生、速写、默写和摹写，提倡从生活出发，鼓励向民族传统学习。
版画系的教师素以循规蹈矩为准则，即常戏称的比较“板”，都特别认真。老系主任张漾兮先生，因有气喘，走一层楼梯还得歇几次，但他仍会到教室里走走，看看同学的作业。其实他尚在壮年，就在我拓印他的原版《送饭到田间》没几日，传来他去世的消息，大家都十分惋惜，特别是追悼会上，家属把他心爱的木刻刀作为随葬，同学们唏嘘不已。
当时，在系里任教的老师们，正处在创作的成熟旺盛期，他们的不少代表作，就产生在这个年代，走廊上不时挂出他们的新作，供大家观摩。师生作品还与中央美院版画系交换。同学们常有走访老师，看看他们在课余是怎样搞创作的。只有到他们家里，才知道赵延年先生是在饭桌上印木刻；赵宗藻先生拿抽屉底板当木刻版；张怀江先生是左手执刀。我们还去过京剧表演艺术家盖叫天先生的“燕南寄庐”，听他生龙活虎地说戏谈天。
系里的老师授课也各有特点，赵延年先生讲课，总是富鼓动性，会把你的创作热情提起来，使你欲罢不能。赵宗藻先生则是启迪式地娓娓道来，讲究有“曲”有“藏”才有艺术底蕴，耐人寻味。宋秉恒先生善作打油诗，使素描原理易懂善记。丁正献先生上我们的套色木刻课，常是他先操作起来，还在他家里为我们每个人拍毕业照。50年代中期，铜石版技法在我国还不普及，曹剑峰先生、洪世清先生等，通过他们钻研、摸索和实践，使技法不断得到完善，在石版制作时，把酱油、醋、盐等都用上了。张奠宇先生的素描课，以耐心和丝丝入扣，使同学们信服。在张玉忠先生的水印课中，我对福建漳州的民间粉印甚感兴趣，并以戏曲为题材，作过数幅习作，可惜都没有保存下来……
我就学的几年，正值三年困难时期，经费很紧，只能就近下乡实习。一年级到兰溪的一个畜牧场，整天画猪。二年级去富春江边，嫩绿的麦苗，红红的乌桕树很入画。三年级去拱宸桥边的麻纺厂。熬到四年级，才得以外出考察，不过得自带行李，我们班在曹剑峰先生和宋秉恒先生带领下，去杨柳青、法海寺、云冈、晋祠等，最后在山西大寨大队落脚，当时陈永贵只是生产队长，我们多次为他画像。后来又一起经受了那场特大洪灾，洪灾的结果，使他身份大变，全国农业学大寨，当我再见到他时，是夹在群众中，欢迎这位国务院副总理，只是打扮依然是头包白毛巾，黑棉袄，白边布底鞋。
大五上半年，又为毕业创作，到江西老区的垦植场，先在一农户家，整天吃苦瓜和辣椒。后又转到一个林场的运输队，拉原木出山，后毕业创作也以此为题材。
同学们的生活轨迹在教室、宿舍和饭厅的一条直线上，每周系里有一次夜画会，主要是画人体速写，有兴趣的同学都可以参加，气氛很好，高低年级同学之间相互交流，受益匪浅。
除陈列馆外，教学大楼的走廊，不时更换新作品，60年代有一批前苏联的套色麻胶版、石版等原作，对同学影响很大，一时选石版专业的同学猛增。在素描方法上，原以法国学院的素描体系为基础，再加上留苏、留德归来所传播的素描要求，及罗马尼亚的素描理论，都十分活跃。
学校里举办的文娱体育活动，版画系也不示弱。像小歌剧《三月三》，徐希饰演叛徒，黄泰来参演的原苏联话剧《破旧的别墅》。最别致的是小品《仙罐》，说的是贪心的县太爷得到一个能变金元宝的仙罐，不小心他爹掉了进去，结果变出一大堆爹来，把舞台站得满满的。大家笑得很开心，效果极好。
刚入学时还觉得五年挺长的，不料转眼就要毕业，那时也省心，由国家统一分配，我们这一届，几乎全在华东地区，一名贵州，去云南的一名，就落在我头上。因为要走远方，老师都送我作品作留念，每次见到这些作品都备感亲切。离别前夜，分手在即，同学们挤在一起，好像也有难以割舍之情，此后天南地北，各奔东西。我这一去边疆，因交通、工作及运动，到1978年恢复招研究生，才又来美院，又见南山路，老师们也仍是老样子，后来新同学的不断增多，校园依样充满欢乐和生机。
我们这届研究生不少是原来的老同学，所以也没有陌生感，本班6人，由赵宗藻先生和赵延年先生任指导教师，一报到，直奔敦煌，那时莫高窟是免费的，除个别洞外，几把钥匙都可以进入窟内，并可直接面壁作临摹。后又去新疆吐鲁番住上一阵子，此番行走，收获颇丰，把画夹装得满满的。
留校后，作为教师，为了把教的内容充实一些，便多有了教案和文字的记录。
80年代中期，我几乎连续数年带学生实习和考察。如去了乌镇、开化、坎门、周庄及中原洛阳、西安等，除完成教学任务外，也使我更多了解浙江和江南水乡。以后以水乡为题材的创作，也多半是以这些素材为基础而进行的。
在为本系学生授课外，带过多批进修生和外系非版画专业的选修生，这些人都有一种急于想熟悉版画和提高技巧的愿望，因此兴趣越发浓，看到他们因为版画和你的指导而受益，身为教师，会有欣慰之感。
目前，现代版画教学，已从较单一的木刻，逐步向铜、石、丝、木等多版种的并列，再向着丰富、多样、多元和深化发展的并存。以中青年教师为主的格局，学版画的学生人数急增，令人高兴。就像长距离的接力赛跑，在版画的发展进程里，我们这一代，也曾经执棒跑过一段，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
2005年岁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