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湖•翠湖•西湖
——我的云南十七年
1981年夏，望着大包大包捆扎好的准备托运到杭州的一大堆行李家什，好像是《红旗谱》里朱老忠当年只身闯关东，现在拖儿带女要返乡了。我是1964年秋到云南，算起来足足十七年，这占人生不算短的年头，甜酸苦辣的滋味，都尝过了。
分配一锤定音 过夜郎入云南
当年大学毕业生分配的口号是“叫到哪里，就到哪里”，事先也没有任何谈话或打招呼，分配方案一宣布，派遣证一扯，二话没说，说走就走。当时，我连云南怎么去都不知道，以后会怎样更是无法想象，听说以前是经广西，绕越南，再迂回到昆明，后中越关系紧张，只能从广西经贵州入云南，途中火车要中转两次，换长途汽车，再换窄轨铁路才能抵达昆明，几乎要耗一周时间，但无论如何比起当年兵荒马乱国立艺专后撤云南要好一些。8月的杭州，使我长了一身痱子，一到昆明，来了个下马威，长袖加外套还尚显不够。一路上就听到各种版本的“云南十八怪”，什么“火车没有汽车快”、“草帽当锅盖”，等等。到后来才知道我为何到云南，原来是1963年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外长出访东南亚诸国返回，途经昆明，参观纳西族画家周霖画展，指示要发展云南美术，省委当即批给云南省美协几个人事指标，组建创作队伍，通过浙江美院原副院长黎冰鸿先生，要了我这个搞版画的。云南美协对面是云南大学，背靠昆明市中心最美的翠湖，左边右边不出数十米，就是当年闻一多、李公朴被枪杀的地方，每次路过觉得地上的血痕尚存。
劳动实习一年 住茅舍做农民
报到上班没几周，得知按当时国家规定，凡到机关的大学生必须下基层劳动实习一年。当年从全国各地分配到云南省级机关的200多大学毕业生，集中起来浩浩荡荡开到滇中的一个小乡村，大家分散吃住在农户家里，白天和农民一起为生产队干活抢工分，记工分，但不参加分配，晚上集合学习，谈改造体会之类。文化系统和我们在一起的还有中央美院及附中、中央戏剧学院和上戏等毕业生，倒是十分热闹，劳动之余，苦中作乐，还排戏演出。云南农村一般是一天仅吃两餐，早中晚出三次工。对江浙人来说，首先得学会吃辣，有时仅一样菜，青辣椒拌红辣酱，吃得你直冒大汗，比现在吃火锅还厉害，饭量随之增到一餐吃四、五海碗。大家不仅学会相互理发，还挨个为村童理发。
劳动强度相当大，咬着牙和社员一起干农活，我身边保留着一帧当年的照片，剃着现在看来很酷的光头，穿着自己缝上补丁的衣服，光脚卷着裤腿，左边是鸡笼，右边是乱柴，寄回老家，父母大为伤感。好在我这个人生性乐观，虽在城里长大，并不娇气，且能吃苦，所以，整天还是和社员乐呵呵地打堆堆，还记下不少劳动时相互对歌的歌词。人也变得很结实，脸上晒得又黑又圆。
搞“四清”又一年 驻边寨当统领
这边一年的乡村劳动刚结束，那边已安排好抽调干部下乡搞“四清”，即所谓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本来就裹着的铺盖卷一拎，又踏上新的征程，这次去的是紧邻中越边界的滇东南角文山州，这里处地偏僻，早年就有烟土贩运，直至前些年，中央电视台还播出过武装贩毒集团和国家军队枪战的场面。
工作队在县城学习之后，各自分散进村，我算负责人，分配给我一名才抽调来的17岁壮族小伙子当助手，我们背着全部的行李卧具等，早上出发，翻过几座山头，一直到天黑，看到远处的星星灯火，才摸到寨子里，这个村才二十来户，却极分散，各家占据几个山头，是一个由壮族、苗族等少数民族组成的寨子，队长像是“山大王”，一切听他的，生产水平极低，一天工分值不足一角钱，人口多的户，干了一年还得倒欠生产队。一般开会是在他们收工吃饭喂完猪之后，大约在晚十时多才能来得差不多，不少人是一到会场，挤个地方倒头就呼呼大睡。按要求，要给原来的生产队干部“洗澡下楼”（指搞清问题），所以实际上整个生产队是听我在那里瞎指挥，派工、农活、修渠等每天都得调配。这样，在寨子里干了几个月，被工作队队部看中，抽调到队部，专为地委县委等领导组织文字材料、写工作报告及运动经验之类，我离开寨子那天，全村人出动送我一程又一程，不少人哭哭啼啼，搞得我也很感动，因为我是驻在区上，所以，他们有赶集之便，还常来看我。在队部，要了解情况得亲自下去搜集，常是背上—个包，提一壶水，手执一根竹竿作打狗棍，要知道那边是靠养狗搞副业，有些户养上几十条，当然是放养的，所以，去一个村，总是许多狗先来夹道群吠，防不胜防，只能以棍开路。生活比在寨子里安定一些，但得经常开夜车赶材料。工作之余，为消闲，弄来一把彝族土制的月琴，自己瞎捉摸，也能弹拨出几支曲子来。
枪林弹雨度日 玉米麦子糊口
早在1962年，上边就有文件批评文联及各协会是匈牙利“斐多菲倶乐部”，至“文革”风云席卷全国，幸好我们先离开“四清”工作队，迟走的都在当地挨斗。云南文联及各协会负责的当然是些文艺界的头面人物，“文革”一扫，首当其冲，像我们几个年轻的，才免了受整。随派性和武斗的升级，没有参加任何派系的我，反而偷得空闲，于是，找来点当时称内部读物的书来读读，像美国塞林格的《麦田守卫者》，苏联艾伊特玛托夫的文集等，还仔仔细细地临摹一册《俄罗斯素描大师人体解剖图》，几个人还空想着筹划红军长征过云南美术创作计划。
武斗的结果，使生活越来越困难，外边枪声不断，经常有流血事件，我的住屋里都打进过流弹，只能头顶铁板睡在地上。由于各派的划地割据，使得停水停电，最要命的是粮食都供应不上，只配给些麦粒和颗粒玉米，附近还没有加工的，得用平板车拉到远郊去碾成粉。日子根本无法过下去，只好让大家各奔东西，投亲自救，当时各地也都不太平，我在重庆火车站目睹两派大开杀戒，当场互有伤亡，血流满地。好不容易挨到所谓大联合成立革委会之时，才算稍平静一些，至少街上没有持枪的人和听到枪声了。
劳改农场扎营 五七干校洗心
1968年下半年，心想大概总可安定几天了，却又来一个扫遍全国的“五七指示”。于是，全国上上下下大大小小机关执行该指示，将绝大多数干部赶到各地下边的“五七干校”中去，名曰蓄存教育干部。云南文联是一锅端，跟着省委机关一起到一个以前是改造犯罪分子和“右派分子”的农场，以连排编制，一间房子上下睡几十人的大统铺，口号是“放下笔杆拿锄头，五七道路走到底”，白天干农活，晚上批斗会，常传来有人自杀的消息。隔周休息一天，有人借酒浇愁，有人玩牌，画画是不行的，于是几个搞画的，只能凭空聊画，用嘴画心画。搞宣传是允许的，宣传部文艺处的人编了一个独幕话剧，叫《苏联人民热爱毛主席》，剧本还可以，居然有人听念对白，都感动得流泪，我在其中饰一名黑人留苏学生，弄来件旧西装，脸上黑油一抹，还真有点像，被他们称为“功勋演员”。我还学会放电影，一个村一个村转着走。在连队待了几个月，又被抽调到团部，刻蜡纸，画插图，编刊物，搞印刷，另外，就是画大壁画，画领袖像，或画自己创作的革命历史画，游走在各村的大壁面之前，好在不用干农活不去参加批斗，还可以摆弄涂抹油画。
1970年的大年初一令人难忘，经过了孤苦的除夕寒夜，初一，一大早，我就被他人叫起来，大家背着粪筐，手执小锄，积肥去，跟在猪尾巴后边，争先恐后，现在想来有点滑稽相，但那时一切却是这样的真真实实。
从1968年下放，不少人至干校解散，仍被安插在农村好多年之后才返城。我算是有一技之长能画画，在1970年云南大地震之后，要搞抗震救灾展览向中央汇报，被抽回昆明筹办展事，当时干校流行一句歇后语：搓好绳子上吊（谐音“上调”），反映部分人既忌妒又羡慕的心理。
搞展览充“军人” 下生活画英雄
当年是军管，一切在军队的指挥下进行，所以，地震展览也是由军区负责，我们是地方借给军区的人员，穿着部队的回收军装，以军区的名义，下到部队军营，过岗哨，还要接受卫兵的军礼，到边境，有武装战士警卫，我骑马跨盒子枪，真是名副其实的“土八路”。后来画了一套表现救火的英雄战士的连环画，受到当年军队的总头头李德生的首肯，在《解放军画报》上发了一个整版。本来，部队很想将我们正式穿上军装，后来林彪事件出来，也顾不上，再加上地方的美术工作也要恢复和开展，于是又回到地方，在省文化局的名下，成立了美术工作室，负责全省的美术工作。
肉类豆类批条 尺子锯子下料
从组建美术工作室开始，宗旨是“要大家的一百幅画，不要你的一幅画”，言下之意，是要我们牺牲自己，安心组织好群众创作，当好后勤服务。所以一旦要召开美术会议，就得联系住处，安排活动，争取经费，还要去批副食品供应，划拨肉类豆制品的指标，这些现在听起来有些好笑，但当时只能如此去做。我管版画，就得按他们的作品尺寸及几套版，裁好三层板发给他们，再加纸张油墨等，由于用版的有限，逐渐发展为云南版画所擅长的一版多套技法。
因为文化局算是政府的一个部门，有一次大家在单位邀人来画肖像写生，结果遭臭骂。于是，改变方式，采取打游击的办法，有事集中分工负责，无事在家画画，这种方式一直延续下来，我从参加工作直到退休也没有过办公桌。
70年代，实际上运动也没有断过，耗去了不少时光，但有一点，只要有可能，深入生活是没有人会反对的，这也是一种逃避枯燥的机关事务的好办法，且一旦下去，想方设法在下边赖着拖延时间，到实在无奈时才返回。这样，总算能在边疆画点写生带回来，这些写生也显得十分难得。
除夕夜遭扣押 年初一受审讯
在下边走走，所受的遭遇那是五花八门的，这里仅举一例。
1972年，还是阶级斗争之弦绷得很紧的年代，人人警惕性很高。刚过元旦，我们一行三人，拟在乌蒙山区沿当年红军过金沙江的路线，边走边画。在滇东北的山头是罕见的鹅毛大雪，穿上所有的冬装，沿山路向下，走到金沙江谷底时，仅穿单衣，还可在江边戏水，赤膊抓虱子。途中，正逢大年三十，我们到了某工地，上午接待人员带我们参观了一下，下午我们就地在附近画画，作画过程中，就发现有人老跟着我们，注视我们画些什么，到晚上就觉得气氛不对，住处门口有持枪民兵把守，行动被限制，连上厕所都被人盯着。半夜，被粗暴地叫醒，翻我们的证件，把画折叠拿走。挨到天明，正是年初一，可是我们却被武装人员搭乘货车押送到上级部门保卫组，当时没有公检法，由保卫组统管政法，该处大门上的春联是“梅花欢喜漫天雪，冻死苍蝇未足奇”，室内桌前，放三张审讯我们的凳子，几个工作人员板着脸，将我们一一问过，据他们称：“乘春节大家思想麻痹，有三个空降特务（我们全是外省人），带着绘图工具，来刺探机密”，还好被押时间不长，待他们和省里联系之后，了解到我们的真实身份，就把我们放了，但画也没收了，十分扫兴，只好自认晦气打道回府。
还有一次在一建设工区，为了免遭麻烦，事先开好准画证明，一到现场，先把证明在地上一摆，压上几颗石子，避免了不少口舌，但到最后还是被告知，不准将画带出工区，一直闹到总指挥那里才放行。
北京城遇地震 北大荒患痢疾
1976年是多事之秋，以当年主管文化部门的安排，秋天将举办全国版画展览，我们将云南的候选作品送美术馆待选，住在北京东北角的和平里，那天夜半，突感房子剧烈震动，仿佛火车就在你面前驶过，我们经历过云南的地震，敏感到就在附近发生大地震，翻身冲向楼下大门，整座楼就数我们几个跑在最前头，待冲出屋外，觉得整个地都在抖动，屋内是不准待了，只好到空旷的地坛公园内，不想天又下起大雨来，只能头顶塑料布任其雨淋，到夜晚，就在人行道边，用裹画的大塑料布，支起一个窝篷避风雨，饭店仅在露天摆摊供应点干馒头。本来我们是在第二天晚上过唐山去东北，现在陆路已断，随大量的人流南下经烟台渡海赴东北。轮船票是极紧张的，好不容易才购得最底层的统舱票，一下到舱底，又闷又臭，马上联想到像被贩卖的黑奴。没办法，抢到一条很窄的草席，挤到甲板上，被海风吹了一夜。一到大连，见饭馆里有黄橙橙的金丝面，想象一定是又香又滑的鸡蛋面，可一尝，原来是硬邦邦的老玉米做的。从大连至哈尔滨的火车，当然也是拥挤之极，大概是在烟台吃了不洁的海货，一路上拉肚子，因为车厢很挤，很难通行，索性就蹲在厕所的门口。摇摇晃晃挨到哈尔滨，赶紧送医院，被诊断为细菌性痢疾，但所有医院里都住满了唐山地震的伤员，只能在招待所的医务室打针，挂盐水。我们是接受邀请，赴哈尔滨观摩北大荒版画展的，匆匆看一下展览，买了飞机联票取道北京返回昆明，结束这次有惊无险的艰苦旅程。
蹚雪水踏青山 背画囊走边陲
在完成行政任务的缝隙中，跑了云南的不少地方，以地州算的话，只有怒江州没有去过。前些年写了《云南写生记》，包括：雾锁南糯山、闯荡铜壁关、秘境泸沽湖、走马红河谷、风雨阿佤山、二进橄榄坝、独对洱海月、走近丰沙里和横渡打洛江等十则。有些地方是反复去了好几次，其实还远不止这些，我的足迹，还到过乌蒙山区、玉龙雪山、金沙江峡谷、澜沧江江畔、瑞丽江边、勐仑植物园、石钟山……也写过《西双版纳之旅》之类的游记，但心里总感到不过瘾，未能详尽道出在边疆的种种感受。
现在各地旅游业发展，巧立名目，设了许多所谓“景点”，由于人为的加工炒作，最使人遗憾的是失去了原本的自然面貌，自然是完美的，这鬼斧神工造就的境界，是任何人造物替代不了的。我欣赏过去云南的和谐、原始和本色，一种尚未被开垦和践踏过的野趣。虽然，每次外出，背着沉甸甸的画具行李，天未亮早早地起来搭车，傍晚找店宿营，常常是一连好几天，甚至一星期以上，好在年轻，适应环境的能力强，什么也不在乎，有地方能躺下，有食物能果腹就行。没有火车汽车，就找拖拉机马车，甚或跟着马帮走，拉板车，有时什么交通工具都找不到时，那只好发挥老传统，靠铁脚板走天下，管它雨淋太阳晒，那种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劲儿，还真有点执着。
遇机会费思量 考研一波三折
1977年底，国家招收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研究生，先是把年龄限制在35周岁以下，后从实际情况考虑，把年限放宽到40周岁。我在外地出差生病住院，在病房里偶然读到这则消息，当时我未及不惑之年，心想尚可一试，且此间，单位仍在没完没了地“揭、批、查”，各种会议占去大部分时间，再耗下去，都不会画了。考研仅仅是为了赢得几年单纯的作画时间就够了，其他后果就暂且不去管它。云南周围的一批画友也蠢蠢欲动，于是从他人那里要来一份报名表，把有关材料准备好。此事一当真，事情就复杂了，对此举以后怎么办想法就多了，前思后想，顾及各类因素，还是打消此念，以安稳为上，把有关准备好的东西搁在一边。此时，正好妻子出差北京，在京城感受到高层次教育的气氛，发来电报，要我赶快报名，此时已近报名期限。材料寄出后，单位派我出差沪杭，这是我毕业后十多年第一次回母校，见到系领导，告诉我，报名表已收到，叫我不要再在外游荡了，赶快回去准备准备。等我经上海、西安回昆明，已是考试的前一天了。
那一年，整个昆明地区考研的共有一百多人，集中在一个大教室，有考高能物理的、作曲的、考美术的仅我一人，按试题，找来一位看门老人，在墙角边摆开阵势让我画素描，其他考生常好奇地回头看我作画。
不久，发来通知，四月底来杭州复试，在河北的胡振玉等来信，称多约些老同学回学校热闹一些。单位领导还是支持国家的教育政策，让我考完后，替公家购买一些宣纸等美术用品，作出差报销车旅费。待一切准备就绪，心里又犯难了，昆明和杭州相距三千多公里，火车要三天三夜还多，跨出这一步，将意味着什么，这不仅要改变自己的生活和艺术道路，甚至还会影响下一代，心里没有一点底，经过反反复复的思想斗争，想想还是求稳为上，于是拟就一封信，放弃赴杭，取消复试并向学校致歉，交同行的史一带到杭州。第二天，转念一想，卧辅票都在手上，去会会老同学和老师也好，本着走着瞧的宗旨，还是踏上了火车，在车上，要回了给学校的信，撕成碎片，撒向车外，很像日本电影《沙器》里的一个特写镜头。
寄情云岭乡风 畅兴穷山恶水
在读研究生的几年中，我仍把心留在云南，虽然感受过新疆吐鲁番的轻歌曼舞，江南水乡的杨柳晓风，但都比不上彩云之南的葱葱山野，那几年，我在滇西北的泸沽湖，一住四个多月，完全陶醉在一个至今还保留母系社会残余的摩梭人村落。也在石林的山崖峭壁之间，昼作喀斯特地貌造就的自然奇境，夜画篝火边忘情跳舞的撒尼人。到为研究生准备毕业创作和论文时，又一个人在靠近越南、老挝和缅甸的边境游走，一晃又是三个多月，像是傣族的云游苦行僧，又像二十世纪初渗入边地的外国传教牧师。倚着有作画的时间，乘热打铁，把前些年有所感但无暇作的版画构想，变成作品，无论是习作，创作或毕业作品、均一色地取素材于云南边地。
在一次次的外出中，最为惊险的当算1980年冬。为考察民族艺术，我独自到剑川的石钟山石窟和丽江的白沙壁画做实地调查，临摹和搜集资料，在丽江招待所，碰上云南电视台由5人组成的一个采访组，其中有好几个是北京广播学院毕业的，我是单枪匹马，所以常和他们一起行动，他们自备一辆吉普车，搭他们的车上过玉龙雪山，一段时间下来，已混得很熟。快过春节了，返程车票很难买，他们劝我搭顺风车，一起回昆明，但我心想还是乘长途客车稳妥，就借了他们的记者证，购得一票先走，相约到昆明之后再聚一聚。春节期间，遇一电视台的人，问起他们的近况，才知得，这辆吉普，在返回时，出了车祸，翻入峡谷深沟，5位有为青年全部遇难，无一生还，得此令人难以置信的消息，我一天都吃不下饭，脑子里全是那几位活生生的形象，在我所摄的照片里尚存有那辆出事的吉普，想想都感到后怕。
去留难选其一 离春城返西湖
研究生很快要毕业了，犯难也跟着来，又要面对一次重大抉择。浙江是我的故乡，老家还有年逾八旬的双亲，美院是我的母校，从大西南返回江南是常理，而且院党委也早就决定调我爱人来本院任教，但对云南我又有着拂之不去的留恋，十多年下来，一切都熟悉了，那山那水，无不感到亲切，且还有一帮搞美术的志同道合者，相处颇为融洽。所以，当院方公布分配方案告知我留校，我的态度还是想走，为此，还找过几位院领导谈过，云南方面的意见也很坚决，要我只管回来上班，因为人事关系都还在云南，文化部的交道他们会去打，支持边疆的理由是不会有人阻挡的。这样一直拖了好几个月，及至时任副院长的王德威先生斩钉截铁地对我说：“你人是走不了的，家属调动，党委已责成人事处具体操办。”才下决心回校。然而，昆明这边又出了麻烦，市人事局执意不办，称人才不能外流，权当“人质”，将男方调回。给我们当头一棒，跑了几趟，好像没有协商的余地，此时离开学已近，心里真有些着急，好在找了点关系，据理游说一番，才有所松动，叫我们赶紧来办手续。这才松了一口气，走到这一步，回西湖边已成定局，再也无法回头了。想是应了白乐天句：“未能抛得杭州去，一半勾留是此湖”。
火车带着我们一直向东，又见西湖，美院对我们一家已经是三代了，父辈、我们及子女，都在这里学习生活过，结下了不解之缘。而云南的十七年，不堪回首，又可回首，我一直没有后悔去云南，甚至感谢学校将我投到云南，这十七年，毕竟是我生活和艺术道路中一段极其关键的岁月。再见了，那上空盘旋着万只海鸥的翠湖及飘浮着的五彩之云。
2002年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