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茀之先生门下
——张岳健

1947年秋，我考入国立艺专中国画系学意笔花鸟画，得到黄宾虹、潘天寿、吴茀之、诸乐三等名师的教导，艺事日益进步，为以后从事美术工作奠定了良好基础。

吴茀之先生是一位以宣扬与革新中国画为己任的画家和美术教育家。他的花鸟画创作，取经多方，吸取青藤、石涛、吴昌硕、李鱓诸家画风，融会贯通而自辟蹊径，自成一家。30年代初他在上海美专任教授，在上海画坛已负盛名。当我在上小学读书时，经常翻阅家藏的《白社画集》上下册，其中有茀之先生的许多幅花鸟作品。还有两套《吴茀之画辑》。当时我不到10岁,对书画持别爱好,当小学美术教师的父亲向我介绍:“《白社》几位画家：诸闻韵、潘天寿、吴茀之、张书旂和张振铎。后3位都是浦江人。”这更激励我对书画勤学苦练了。当时我把两套《吴茀之画辑》作为学画的范本,经常阅读、揣摩、领悟。然后根据自己的想象,构思作画,由简到繁,久而久之,我画的笔墨、造型、章法,自然而然受到吴茀之画风的影响。《吴茀之画辑》中有一幅《八哥》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刻,我受其画风的影响也特别大。这幅画是五尺长对开立轴，上部画四只翻飞的八哥鸟，笔墨流畅，形态生动；下部画磐石一块，旁边添几笔野草；从右上角靠边直下长题自咏诗一首，诗曰:“睥睨凡禽话自工,翻因解语入雕笼,何如飞向深山去,物外高鸣试晓风。”这幅画启发我开始对物写生。在浦江家乡，

八哥成群,于是我常常观察八哥飞鸣宿食的姿态,回家看茀之先生画八哥所运用的笔墨造型的技法,再自己构思作画。这可以说是默写,也就是临摹。由此又得到启发.经常观察鸡、鸭、麻雀等,用笔墨在宣纸上习作,如果遇到难题,画不如意,再去学习、借鉴《吴茀之画辑》与其他画册,当时的画册以黑白的居多,很少有彩色,我已从临画过渡到写生,从黑白画过渡到彩墨画,可说吴茀之先生是我的启蒙老师了。自此，我立志做一个美术工作者。

    1946年我毕业于杭州树范中学高中部,不久应聘在浦江县浦阳镇中心小学校教书。1947年春茀之先生自杭州去浦江探亲,一天上午他带着幼女到浦阳镇小学看望侄儿吴世骥,叙谈良久。在世骥的推荐下,茀之先生走进隔壁我的住房,但见四壁贴满了花鸟画创作，如松鹰、八哥枫林、池塘戏鸭、红荷翠羽等等。茀之先生边看边频频点头,说:“你作画胆子大,有气魄,对花鸟的造型、笔墨掌握了基本法则,章法不一般化,不落常套。希望继续努力!”当我初次见到著名画家吴茀之先生,心情非常激动,感到手足无措,说不出话来。吴茀之先生临走时又对我说:“今年暑假,我们国立艺专招生,你可以来杭州报考。”这次亲聆茀之先生的教导,更激励我奋发学画,争取考进美术学校深造。

1947年秋,我负笈到杭州国立艺专求学了。当时中国画系只有花鸟与山水两专业,人物因师资问题暂不开课。第一学年,不分花鸟、山水专业,所有同班同学在一个教室上专业课与理论课。当时茀之先生是中国画系主任,潘天寿先生是校长,他们亲自上一年级新生课,以期“先入为主”,使学生首先树立传统的艺术观。第一学年茀之先生教我们意笔花鸟课与中国画概论课。这本《中国画概论》是先生十几年教学经验与美术理论的结晶。这样在课堂教学中,既有创作实践,又有理论指导,两者结合,相辅相成,使我们受益颇多,进步较快。当时我画花鸟,题材比较杂乱,于是吴先生教导我平时多练习画梅兰竹菊,以此作为练习花鸟画的基本功。学花鸟画,首先要把梅兰竹菊画好。吴先生又教导我要天天练书法。书画同源,字写得好才能与画相得益彰。他又鼓励我们力争诗、书、画、印四全。为此茀之先生给我一本珍藏的黄山谷《松风阁》书法精装拓本,希望我临摹练习。当时在学校对面平湖秋月有许多碑帖的拓片和印刷的本子出售。我买了《爨宝子》、《爨龙颜》、《嵩高灵庙》、《龙门二十品》等拓片和碑帖印刷书本。天天临摹《爨宝子》,认为此碑质朴、刚劲有奇致。吴先生看我学《爨宝子》碑,而不学《黄山谷帖》,并不生气,相反他很高兴,认为这个学生有个性,有自己独特的见解。我进艺专后作画,不完全学茀之先生的风格了,而对八大、石涛、吴昌硕、潘天寿诸家风格比较喜欢,经常研究他们的特点,吸收运用到自己的创作之中。茀之先生见我不单学他一家而兼学多家,取经多方而感到高兴。有一次吴先生午睡起来,就匆匆跑到隔壁房间看镜框内的一幅《水仙红梅》小品。我们问他急急忙忙干什么?他说:“刚才我想起这幅画很有新意,题材是旧的,而表现的技法有所创新。”这幅小品是我最近画的,本仙叶用没骨法点厾一笔画成,妙在叶片的上半部是汁绿色而下半部汁绿中向赭石色,水仙的块茎与花是白的,花蕊是腊黄的,整株水仙的色彩既有对比又觉雅致。这种一笔点虱水仙叶而色分绿、赭对比的画法,是我偶然得之。此后我运用此法画曙红的荷花瓣,在花瓣根部也出现墨晕,感到效果很好。茀之先生既从大处教导我们学好国画传统基本功,又从小处关心我们的创新意识,鼓励、指导我们进一步开拓、发展、提高,力争今后为中国画革新作出成绩。

由于茀之先生与我是师生关系又是同乡关系,第二年又结成亲戚关系,所以我经常去茀之先生家求教,看他作画。1947年茀之先生一家在蒋庄(即今花港公园内),住在亭台楼阁的最佳处。先生的画室南临里西湖,水光潋滟,荷香扑鼻,环境既幽美又清静。先生许多代表作就是在此处创作的,如《蔷薇小鸡》、《红梅飞雀图》、《暗香疏影图》等。先生作画先从最易狂放处落笔,大刀阔斧,以定通幅画面的气局,然后逐步增添,细心收拾,完善布局。先生作画时,一言不发,一鼓作气,让你自己去理解、觉察、体会、掌握其中的画理与画法。先生常说:“善颖悟者不在多言。”这种直观教学法与启发式教学法是茀之先生有效的教学法,普遍受到学生欢迎。在课堂吴先生经常批改学生的作业,检查画些什么画得如何,有时在学生作品的关键处加几笔,如“画龙点睛”,通幅气局就活了、完善了；有时见学生的习作不差,有特色,他就喜为题诗跋于其上,以资鼓励。有一天我拿一幅新作《梅兰图》请茀之先生指教，他看了之后很高兴,就即席咏诗,写题跋于此画之上：“香傲王，寒澈骨,知者谁,风与月。岳健此作,梅得劲气,兰有风致,殆东坡所谓:‘刚健含婀娜,端庄杂流丽也。’喜而为题十二字张之。戊子冬十一月寒雨霏微中志于望吴山楼,茀之。”又有一次我画了一幅《梅兰竹石图》请吴先生指教。先生打开一看就说落款位置不妥,他把画上下一折,把我所题的款裁去,改题在上边。这样一来成为一幅很好的作品了。吴先生说:“你将此图请高手裱工装成立轴,画的上部加仿古纸诗堂,请潘天寿先生题字。”一天潘先生来上课,看了我的这幅画,点点头,说了一句“有清气”。于是坐下,在我的画桌上拣了一枝狼毫笔,蘸浓墨在诗堂上题:“三清图,岳健研弟近作,己丑初夏寿题。”(以上两图收入《张岳健画集》)

1949年杭州解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国立艺专的历史也翻开新的一页。中国画系与油画系合并为绘画系,从此我们不画花卉山水了,而主要画人体素描或人体油画。学校还组织学生深入生活搞人物画创作。这时显然把中国画取消了。原来的国画老师不开课,就各自投入创作与科研中去。茀之先生曾见我中学时代画的人物画,如钟馗、济公、八仙、人物速写等,造型深刻,笔墨生动,所以先生一再鼓励我把人物画学好,争取以优良的成绩、实际的行动来批驳当前一股虚无主义的思潮。解放后校方几次动员学生深入生活,收集创作年画的素材。我们已是毕业班了,又需收集毕业创作的素材。终于,我们绘画系的全体同学由彦涵先生率领到余杭县义桥乡参加兴修水利的劳动。过了半个月彦涵生召开会议,讨论各人的创作草稿。当轮到我时,我介绍《筑堤》的主题思想,说中景几个干部在测量、指挥筑堤,突出党的领导，近景是知识分子与农民争挑重担去筑堤,远景是一片辽阔的田野和丰收在望的农作物,含意是筑堤兴修水利,确保年年农业丰收。彦涵先生笑笑说:“你的画面灰黑一圈,怎么办?”我说将墨笔把人物、田野、河堤等画出。然后在有光亮之处和白的物体处用橡皮将灰色的铅笔痕迹擦掉,这样画面出现黑白灰三色,人物就跳出来了。彦先生是老解放区木刻家,刻木刻很强调“黑白灰”的处理。先生听我此言,出乎意外,无言以对,就通过了。会后彦先生叫我将《筑堤》画一幅白描稿交给他。不久我的这幅《筑堤》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于是我复制了两份,分别寄上海《解放日报》、杭州《浙江日报》,也先后刊登了。同时我又画了一幅彩色的年画,图名《生产发家》。当时江丰先生抓国立艺专学生的年画创作,我们绘画系评上5幅,这5幅都是原来国画系的同学画的,而原西画系的同学画的年画一幅也没有评上。江丰觉得很奇怪,说:“我倒要研究研究！”于是他在年画总结中承认原中国画系的学生的成绩比原油画系的学生成绩好。在1950年lO月出版的《人民美术》第五期上发表了江丰的文章——《国立杭州艺专同学创作上的问题》。我画的《生产发家》年画,刊在这篇文章中,作为插图。

我向吴茀之先生反映了上述情况,他为我创作人物画有长足进步和能取得显著成绩而感到十分快慰。吴先生还肯定地说:“中国画是科学的,中国画历来是可以反映现实生活的,我们要为振兴中国的民族绘画而努力奋斗！”

1997年7月28日于杭州

原载《烽火艺程——国立艺术专科学校校友回忆录》

（中国美术学院七十周年纪念，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